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第二个儿子，取名“晓光”。在这个传承基督信仰的王姓家庭里，他是第四代。庚子教难时，高祖父一家在山西幸存下来。民国时期，曾祖父出任 过山西洪洞县一所名为“洪洞道学院”的教会学校的校长。抗战后期，爷爷在成都念大学时悔改重生，后与同为基督徒的奶奶结合。父亲耳濡目染，于十三四岁时归 主，到如今约有四十余年了。
父亲读到初二时赶上文革，便辍了学，后来也再没进过学校。当时爷爷奶奶居住于长春，动荡时期被迫暂时的分离，奶奶带着年少的父亲回了山西洪洞老家。数年 后，父亲成了洪洞县的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。他一向喜欢读书，酷爱人文历史，多年来从未改变。那时他结识了山西当地的一些教会前辈和弟兄姐妹，开始热心钻研 圣经。在当时，神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都是天外事物。父亲和当时许多人一样，凭着质朴的热情和单纯的认识拜倒在上帝的话语之前。手不释卷，昼夜思想，神的恩惠 和喜乐常与他同在。很快，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下，父亲开始登台讲道。作为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获得了不少赞誉，在当地的教会中很受喜爱。在这一时期，父亲开始 捕捉到上帝给他的带领，集中精力在圣经研究和教导上。
这一呼召，后来成了父亲一生事工和生活的主流，也极大影响到了他自身的性格塑造。父亲生性内敛，不懂表达。由于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去钻研经文，他的圣经功 底日渐深厚，在生活俗务和人情世故上也越来越不擅长。撰写讲稿时驾轻就熟，做家务时却会变得笨手笨脚；与弟兄姐妹探讨圣经时神采奕奕，与陌生人相处却会因 木讷而显得礼数不周。在与母亲共同开始带领教会后，两人分工明确：母亲主管教会治理，父亲则专注于教会牧养。这种情形下，父亲“偏科”的性格愈发明显。有 些第一次认识他的人（尤其是非基督徒），还以为他严肃深沉、很难相处。虽说父亲交际能力的短板，与他后天缺乏相应的操练有关。但很多时候他的表现，常使人 怀疑他是生来如此。让他去处理与人打交道的事务，即使他处处小心，也总难处理妥当。母亲偶尔开玩笑说，父亲是一个天生的利未人，除了上帝和上帝的律法，其 他一窍不通。
然而，父亲的不善交际并没有使他的朋友减少。尽管他不悉礼节，不懂得以婉转合宜的言语使人心畅快，但他有着结交朋友的根本：心无城府、待人真诚。凡是了解 父亲的人，都很喜欢他的性情；教会圈内的同工，也多敬佩他的为人。我幼时见过许多父亲的朋友，一夕订交便成为一生的挚友，即使相隔千里、十年不见，依旧彼 此心照、交情不改。父亲的不善交际，反倒成了他最好的交际。
父亲遇到了母亲，是他一生极大的福气。母亲帮他打理好了家庭事宜，为他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又尽心处理教会事务，保持一切正常运转。让父亲能专志于研经 和牧养，他在主里的知识和领受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运用。父亲私下里曾不无感激地对我说：“是你母亲成就了我”。的确，考虑到父亲的性情、特长和成长环境， 他需要一位心地好、有智慧，拥有治事的才能和眼光，且在任何的处境中都与他同心合意、委身信仰的妻子去辅佐他。假如当初父亲按照这个标准去找，恐怕打着灯 笼也找不到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他们结合的过程中，是母亲主动找上了父亲。在有些人看来，父亲就像是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一样。但我想到的，是造物之主说 的那句话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”。
当父亲和母亲相识时，母亲是一个大学生，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，两人前途的差异不言自明。当时的教会和传道人都属于社会的边缘阶层。加入他们，在某种程度上 有着自绝于主流社会的意味。母亲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考取的大学生，有着拥有步入社会主流的优良基础。父亲当时已在教会服事，更将此作为一生的事业。在那个 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往往代表着不再对自己的世俗前途寄以希望。但对母亲而言，身份差异不是障碍，嫁给“没什么希望的传道人”也不是问题。找一个热心侍奉 上帝的弟兄做丈夫，和他一起与上帝同行，才是她毕生的愿望。她努力考取大学也正是为此。
母亲有如此的心志，是因她也出身于一个传道人的家庭。
姥爷姓杨，是一个孤儿，从小被教会的孤儿院接收。他立志为主而活，连名字都叫做“非吾”，长大后就做了牧师。建国后，有人请他撰文批判一些有名望却不懂得 观望风向的牧师，遭到他的拒绝。后来姥爷和姥姥索性把全家都搬进了山沟里，一住就住了一辈子。于是姥爷就在穷山僻壤里传道，直到他离世。姥姥也是基督徒， 性情温和的她嫁给姥爷以后一心相从，一生中没少吃苦头，但始终鼎力支持她的丈夫。姥爷去世时我还小，不太记事。但听爷爷说起过姥爷许多的生平事迹，知道他 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敬拜聚会，在大雪夜里翻山、赶数十里的路去邻近的村子讲道。姥爷刚毅自律，对人言出必践，却常疏忽自己的身体。六十多岁时便害胃病过世 了。他对子女的管束严厉，信仰上的教导也从不马虎。固执的性情有时使姥爷显得不通情理，在子女们心目中也少了几分温柔，但同时也塑造了他信仰上的执着。就 是这份信仰上的执着，给姥爷的儿女们留下了长远的助益。姥爷的两个儿子、四个女儿（包括母亲在内）都极其重视家庭的基督信仰，并将同样的理念传递给自己的 儿女。是以杨氏一族三代，全部都是基督徒，且大半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福音事工。需要提到的是，这些儿女子孙并非都是天生的温良恭顺。在真正认识上帝前，每个 人或多或少也都走过一些弯路，但后来全部都回到上帝面前，并且站立得稳。这是因为姥爷和姥姥用自己的一生向儿女们做了见证，这见证的力量能直达儿女们的灵 魂深处，成为他们里面重要的引导。他们自幼看到这见证，却会用一生去揣摩它。即使一时的无知使他们误入歧途，父母的影响却能帮助和引导他们归回恩典之中。 姥爷脾气很大，并不是个完人，但他是个忠心的仆人。主耶和华说：“爱我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”
星、恩、荣、琳，母亲在四个姐妹中排行第三，叫做“荣丽”。她跟姥爷性情相似，认定了方向就不会再变。母亲自小信主，年少时经历过一些异象。在家庭的熏陶 下，很早便决志服事。她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决意参加，并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上帝奇妙的帮助和带领。报考之前，神问母亲为什么要参加高考。母亲的回答是要 以之服侍教会。神没有再问，母亲也开始投入复习之中。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，她的一位数学老师意外的上门拜访。询问过母亲的复习情况后，老师便辅导了母亲 几道题，之后便离去了。这位老师和母亲并非很有交情，他自己也要参加考试。母亲也一直对这位老师的来访感到莫名，直到后来考卷上赫然列出一道高分难题，正 是老师辅导过的一道。母亲极其惊讶，随即知道主在她的事上有特别的恩典。在考试全部结束后，结果出来之前，神就告诉母亲她一定会考上。果然不多久，她就收 到了被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录取通知书。然而意外再次发生。不知如何，夹着通知书的钱包在母亲回家的路上竟然被偷了。母亲大惊失色，手足无措，也不知去何 处寻索，只有向主祷告。奇妙的事情再次发生。第二天，住在城里的二姨恩丽，一大早赶回乡下的家里（母亲当时还与姥爷和姥姥同住在村子里），将母亲的钱包和 通知书交还给她。二姨告诉母亲，就在当天的凌晨半夜，有人用力敲她的房门。二姨出声问询，对方也不回应，只是不断地敲门。当二姨接近房门的时候，对方从门 下的缝隙中塞进来一个事物，正是母亲的钱包，录取通知书就夹在里面。当二姨打开房门时，发现敲门人竟然跑掉了。事后母亲和二姨猜想，是偷取母亲钱包的小 偷，将钱包又送还了回来。由于母亲注册考试时，所登记的是二姨的家庭住址。小偷循着通知书上所记的地址，竟然找了过来。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，母亲愈发清楚 上帝的旨意。上帝要使她知道，她考取大学完全是出于恩典。上帝如此地赐福，并且清楚地介入母亲的人生，是要藉着母亲成就他的旨意。
大学临近毕业时，母亲开始考虑婚事，定意要找一位蒙召为主做工的弟兄。在积极地寻找下，她结识了父亲。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，他们正式结婚，定居于山西临 汾。当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在位于临汾市的山西师范大学找到了工作。母亲有大学文凭，进了编辑部。父亲则成了教材科的一名职员，在一间狭长的空无一人的库房里 上班（我仍记得库房内长年弥漫着的书卷纸张的味道）。那段时间，放了小学的我每天都会跑到母亲办公的楼下，大声告诉她我放学了，然后跑去父亲的库房里，等 待他下班时与他一同回家。
父亲和母亲几乎是在定居临汾的同时，开始了他们在临汾长达二十多年的教会服事。当时的临汾教会还在三自体系之下。临汾的教会说来与父亲的家族渊源极深，连 一百年前教堂的重建都有这个家族的参与。那是用庚子事件的赔款修缮的一座堂，当年也是一座医院。医院的名字叫做“善胜”，取义于罗马书中的“以善胜恶”， 为的是纪念在义和团之难中为主坚忍的所有殉道者。爷爷的外公（姓桑）便是当年负责重建的本地信徒之一。四九年后，医院和教堂都被政府接收。善胜医院便是现 在的“临汾人民医院”的前身，教堂后来则被三自接管（这个教堂当年是市区中最醒目的、能够汇聚信徒的建筑，如今已经淹没于林立的商铺之中，连门面都看不见 了）。许多年中，临汾教会虽然气氛低沉，但对许多信徒而言，至少他们还拥有一个聚会的地方。由于世代在山西南部居住，临汾一带的信徒和传道人大半与爷爷、 父亲相熟。父亲和母亲作为本地信徒的后人，顺理成章地成为教会的一分子，并参与了教会的职事。因着在主内的忠诚和才能，他们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得到 了会众的认可。在教会日渐式微、状况百出的时候，真正能赢得信徒支持的，只有那些一心为教会着想的传道人。脱离三自，在临汾教会发生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时，我刚上小学二年，亲眼目睹了很多当时的情形。父亲和母亲没有向我详细讲解过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神学原理（即便讲了我也不会懂）。但现在我明白：他们不过 是为了给这个拥有一百年教会历史的中国城市找寻一个出路，而且他们找到了。原先临汾教会的信徒在千数以上，几乎全部跟随传道人离开。而现在，他们的人数翻 了十倍不止。上帝明明的与他们同在。
从三自教会成为家庭教会没几年，父亲和母亲便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休，以便全时间参与教会事工。全职服侍是他们再三祷告中获得的启示，神也坚固他们，帮助他 们扫除了很多障碍和后顾之忧。按照单位的章程，他们不够退休的年龄，神也一一开了奇妙的道路解决了问题。于是在我上初中的前夕，父亲和母亲开始了全职传道 人的生活。这一状态持续到如今。在这些年里，父亲母亲和舅舅杨旋，以及许多的本地同工和信徒一起努力，使教会的发展越来越具规模，礼拜越来越正式，传道人 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，真理教导越来越丰富。临汾教会的聚会地点数量众多。每个主日，临汾教会举行的大小型主日崇拜遍布全市。教会还在不同时期举办各种形式 的感恩会、弟兄会、青年聚会、主日学、夏令营和教会内部的神学培训等等。临汾教会还拥有了自己的教会乐团，每逢圣诞节便举行大型的布道会，使大批的人领受 了福音。就在不久前，全教会顶着巨大压力修建的大礼拜堂“金灯堂”也顺利落成。长久以来，本地基督徒不敢想像的教会复兴的画面，在上帝格外地怜悯和恩待 下，发生在临汾这块土地上。
父亲和母亲的服事果效日增，心理历程却非一帆风顺。让他们最为痛心的，恐怕就是他们的儿子。他们全职服事后，比从前兼顾单位和教会时更忙了，有时候忙起来 连续几天全家一起吃饭也不能保证。我也在上学，一家人生活的交集越来越少。随着我的长大，我跟父母亲可交谈的话题也慢慢减少。不过我并不为这些感到难过。 不但不难过，还有些窃喜。因为我已经养成了贪玩随兴、自由散漫的习性，我也早有了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朋友，没有大人的管束让我玩的更加舒畅。到后来，我非 但不介意父母亲的忙碌，反而在心底盼望他们更加忙碌一些，好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。我甚至希望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去，等我玩够的时候他们再回来。 “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”，没有大人的引导，孩子多半会走上歧途。初二时我痴迷于电脑游戏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开始还去学校装装样子，后来连续近一个月翘 课。直到老师找到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们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一塌糊涂。而且我一心抗拒学校，拒绝读书。休学在家后，我依然常趁他们不在家时溜出去玩耍， 彻夜不归。那段时间临汾教会遭遇了一次严重逼迫，父亲被迫出走。在离开临汾的路上他心情极其难过，教会的难处和儿子的困境叠在了一起。他忍不住流泪，在自 己心中祷告说：他一生教导了许多主的儿女，求主教导他这一个儿子。或许在父亲母亲看来，主没有那么快应允这样的祷告。我后来虽然回去读书，之后的六七年学 校生涯也一直马马虎虎，并没让他们获得什么安慰。其实不少时候，我对他们怀有恨意。恨他们是传道人，还想逼我也做传道人。这个职业没让我感到自己的家中有 温暖和幸福，反倒有不少血气和纷争。圣经的许诺和我的感受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，使我愈发反感冠冕堂皇的言论，也让我一度认定父亲和母亲的信仰出现了问 题。 由于从小受到家庭信仰的教育，我很早便接受了基督。但父亲和母亲热切地心志，注定了他们不会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简单的信徒。他们想要的，是让我彻底的 融入这个利未家庭。当他们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的时候，儿子似乎也成了附加的祭物。父亲和母亲略微缺乏的，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。以上帝的道教导他，以上帝 的爱爱他，使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和价值。但是他们没有。在同样的年龄阶段，他们比我更早懂事，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大人的生活。父亲和母亲下意识地认为我 也应该理所当然地理解他们，复杂的引导程序自然就免除了。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令我十分不满，虽然年幼的我不懂得表达，却会以逃避和玩乐间接地回击他们。然 而我已经重生，对传道人的荣耀也有隐约的感受。在父亲和母亲一贯的主张和教育下，我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想法前行。当我年龄渐长，在惯性中将传道人当作自己 的职业时，内心中的尴尬开始清晰地显露。我不但没有十足的动力，反而有很多的情绪。试图成为传道人的我，心中却存着强烈的反感和抵触。尤其是当我回忆起种 种不良感受的时候，我无法坦然面对上帝。因为我的恼怒中有他的一份。如果不是他，父亲和母亲不会这样残缺，我的家庭不会这样怪癖，我自己也不会这样扭曲。
最后，上帝用了很长时间、很多方式来开启我的心，提升我的思想，使我能明白从前所不明白的事。在罪恶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能脱离痛苦。上帝想要的是承担，承担 人的痛苦。上帝的仆人奉差遣就是去承担别人的痛苦。替别人承担，意味着要摆上自己，甚至自己的家庭。所以主说：“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门徒；爱儿 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作我的门徒”。父亲和母亲并非不愿专心爱我，而是他们有更需要爱的对象——上帝的教会。 他们或许在自己的儿子和教会之间做的不够周全，因为那是难免的。他们或许有耐不住性子对儿子发脾气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也是蒙恩的罪人。他们或许没有完全的被 福音的力量释放，以致能自如地向自己的孩子表达爱意，但考虑到他们从心灵倍受摧残的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，又在中国这样艰险的环境中挣扎求存，他们的爱心本 身就受到了压迫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即便是为上帝小小地牺牲了一下他们的儿子，上帝也早就用他儿子耶稣替他们偿还了百倍（上帝才是真正牺牲自己儿子的那 位）。在上帝藉着他们所要成就的无与伦比的美事前，别说我没有损失什么，即便损失了，也是欢欢喜喜的损失。上帝让我看见，父亲和母亲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代传 道人。在我计较点滴得失时，他们从没有向他们的长辈要求关爱和公平，尽管他们是从更加艰苦的岁月中走来。他们尽力尊重前人、敬仰长辈。虽然父亲和母亲也有 他们的缺点，但他们这一代的中国传道人，已经为教会和他们的后代付上了代价。不论做的好坏，他们尽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在上帝面前，他们站立的住，并且快 乐的盼望神国的临到。他们的为人，也只有他们的主有资格做出评价，连我这儿子也不便。
当我回头看临汾教会的时候，我看着“他”十几年来一路长大。“他”好像是我的弟弟，和我一道在父亲和母亲的呵护下成长。这些年来“他”确实比我得到更多父 亲母亲的关怀，因为“他”我受到了冷落缺乏了照顾，以致有时我比他显得更落魄。我才发现其实自己是在嫉妒，如同大儿子嫉妒浪子一样。我虽然稍稍被父母忽 略，上帝却亲自做了我的父亲。因为上帝怜悯和记念他的仆人，要替他们做一些他们无暇去做的事，且做得比他们亲自去做还好。如今我比从前更加尊重父亲和母 亲，并且深深以他们为荣。凡爱主的，主的荣耀就在他们身上。“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”。
对华援助协会2009年11月17日首发
父亲读到初二时赶上文革，便辍了学，后来也再没进过学校。当时爷爷奶奶居住于长春，动荡时期被迫暂时的分离，奶奶带着年少的父亲回了山西洪洞老家。数年 后，父亲成了洪洞县的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。他一向喜欢读书，酷爱人文历史，多年来从未改变。那时他结识了山西当地的一些教会前辈和弟兄姐妹，开始热心钻研 圣经。在当时，神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都是天外事物。父亲和当时许多人一样，凭着质朴的热情和单纯的认识拜倒在上帝的话语之前。手不释卷，昼夜思想，神的恩惠 和喜乐常与他同在。很快，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下，父亲开始登台讲道。作为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获得了不少赞誉，在当地的教会中很受喜爱。在这一时期，父亲开始 捕捉到上帝给他的带领，集中精力在圣经研究和教导上。
这一呼召，后来成了父亲一生事工和生活的主流，也极大影响到了他自身的性格塑造。父亲生性内敛，不懂表达。由于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去钻研经文，他的圣经功 底日渐深厚，在生活俗务和人情世故上也越来越不擅长。撰写讲稿时驾轻就熟，做家务时却会变得笨手笨脚；与弟兄姐妹探讨圣经时神采奕奕，与陌生人相处却会因 木讷而显得礼数不周。在与母亲共同开始带领教会后，两人分工明确：母亲主管教会治理，父亲则专注于教会牧养。这种情形下，父亲“偏科”的性格愈发明显。有 些第一次认识他的人（尤其是非基督徒），还以为他严肃深沉、很难相处。虽说父亲交际能力的短板，与他后天缺乏相应的操练有关。但很多时候他的表现，常使人 怀疑他是生来如此。让他去处理与人打交道的事务，即使他处处小心，也总难处理妥当。母亲偶尔开玩笑说，父亲是一个天生的利未人，除了上帝和上帝的律法，其 他一窍不通。
然而，父亲的不善交际并没有使他的朋友减少。尽管他不悉礼节，不懂得以婉转合宜的言语使人心畅快，但他有着结交朋友的根本：心无城府、待人真诚。凡是了解 父亲的人，都很喜欢他的性情；教会圈内的同工，也多敬佩他的为人。我幼时见过许多父亲的朋友，一夕订交便成为一生的挚友，即使相隔千里、十年不见，依旧彼 此心照、交情不改。父亲的不善交际，反倒成了他最好的交际。
父亲遇到了母亲，是他一生极大的福气。母亲帮他打理好了家庭事宜，为他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又尽心处理教会事务，保持一切正常运转。让父亲能专志于研经 和牧养，他在主里的知识和领受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运用。父亲私下里曾不无感激地对我说：“是你母亲成就了我”。的确，考虑到父亲的性情、特长和成长环境， 他需要一位心地好、有智慧，拥有治事的才能和眼光，且在任何的处境中都与他同心合意、委身信仰的妻子去辅佐他。假如当初父亲按照这个标准去找，恐怕打着灯 笼也找不到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他们结合的过程中，是母亲主动找上了父亲。在有些人看来，父亲就像是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一样。但我想到的，是造物之主说 的那句话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”。
当父亲和母亲相识时，母亲是一个大学生，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，两人前途的差异不言自明。当时的教会和传道人都属于社会的边缘阶层。加入他们，在某种程度上 有着自绝于主流社会的意味。母亲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考取的大学生，有着拥有步入社会主流的优良基础。父亲当时已在教会服事，更将此作为一生的事业。在那个 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往往代表着不再对自己的世俗前途寄以希望。但对母亲而言，身份差异不是障碍，嫁给“没什么希望的传道人”也不是问题。找一个热心侍奉 上帝的弟兄做丈夫，和他一起与上帝同行，才是她毕生的愿望。她努力考取大学也正是为此。
母亲有如此的心志，是因她也出身于一个传道人的家庭。
姥爷姓杨，是一个孤儿，从小被教会的孤儿院接收。他立志为主而活，连名字都叫做“非吾”，长大后就做了牧师。建国后，有人请他撰文批判一些有名望却不懂得 观望风向的牧师，遭到他的拒绝。后来姥爷和姥姥索性把全家都搬进了山沟里，一住就住了一辈子。于是姥爷就在穷山僻壤里传道，直到他离世。姥姥也是基督徒， 性情温和的她嫁给姥爷以后一心相从，一生中没少吃苦头，但始终鼎力支持她的丈夫。姥爷去世时我还小，不太记事。但听爷爷说起过姥爷许多的生平事迹，知道他 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敬拜聚会，在大雪夜里翻山、赶数十里的路去邻近的村子讲道。姥爷刚毅自律，对人言出必践，却常疏忽自己的身体。六十多岁时便害胃病过世 了。他对子女的管束严厉，信仰上的教导也从不马虎。固执的性情有时使姥爷显得不通情理，在子女们心目中也少了几分温柔，但同时也塑造了他信仰上的执着。就 是这份信仰上的执着，给姥爷的儿女们留下了长远的助益。姥爷的两个儿子、四个女儿（包括母亲在内）都极其重视家庭的基督信仰，并将同样的理念传递给自己的 儿女。是以杨氏一族三代，全部都是基督徒，且大半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福音事工。需要提到的是，这些儿女子孙并非都是天生的温良恭顺。在真正认识上帝前，每个 人或多或少也都走过一些弯路，但后来全部都回到上帝面前，并且站立得稳。这是因为姥爷和姥姥用自己的一生向儿女们做了见证，这见证的力量能直达儿女们的灵 魂深处，成为他们里面重要的引导。他们自幼看到这见证，却会用一生去揣摩它。即使一时的无知使他们误入歧途，父母的影响却能帮助和引导他们归回恩典之中。 姥爷脾气很大，并不是个完人，但他是个忠心的仆人。主耶和华说：“爱我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”
星、恩、荣、琳，母亲在四个姐妹中排行第三，叫做“荣丽”。她跟姥爷性情相似，认定了方向就不会再变。母亲自小信主，年少时经历过一些异象。在家庭的熏陶 下，很早便决志服事。她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决意参加，并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上帝奇妙的帮助和带领。报考之前，神问母亲为什么要参加高考。母亲的回答是要 以之服侍教会。神没有再问，母亲也开始投入复习之中。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，她的一位数学老师意外的上门拜访。询问过母亲的复习情况后，老师便辅导了母亲 几道题，之后便离去了。这位老师和母亲并非很有交情，他自己也要参加考试。母亲也一直对这位老师的来访感到莫名，直到后来考卷上赫然列出一道高分难题，正 是老师辅导过的一道。母亲极其惊讶，随即知道主在她的事上有特别的恩典。在考试全部结束后，结果出来之前，神就告诉母亲她一定会考上。果然不多久，她就收 到了被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录取通知书。然而意外再次发生。不知如何，夹着通知书的钱包在母亲回家的路上竟然被偷了。母亲大惊失色，手足无措，也不知去何 处寻索，只有向主祷告。奇妙的事情再次发生。第二天，住在城里的二姨恩丽，一大早赶回乡下的家里（母亲当时还与姥爷和姥姥同住在村子里），将母亲的钱包和 通知书交还给她。二姨告诉母亲，就在当天的凌晨半夜，有人用力敲她的房门。二姨出声问询，对方也不回应，只是不断地敲门。当二姨接近房门的时候，对方从门 下的缝隙中塞进来一个事物，正是母亲的钱包，录取通知书就夹在里面。当二姨打开房门时，发现敲门人竟然跑掉了。事后母亲和二姨猜想，是偷取母亲钱包的小 偷，将钱包又送还了回来。由于母亲注册考试时，所登记的是二姨的家庭住址。小偷循着通知书上所记的地址，竟然找了过来。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，母亲愈发清楚 上帝的旨意。上帝要使她知道，她考取大学完全是出于恩典。上帝如此地赐福，并且清楚地介入母亲的人生，是要藉着母亲成就他的旨意。
大学临近毕业时，母亲开始考虑婚事，定意要找一位蒙召为主做工的弟兄。在积极地寻找下，她结识了父亲。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，他们正式结婚，定居于山西临 汾。当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在位于临汾市的山西师范大学找到了工作。母亲有大学文凭，进了编辑部。父亲则成了教材科的一名职员，在一间狭长的空无一人的库房里 上班（我仍记得库房内长年弥漫着的书卷纸张的味道）。那段时间，放了小学的我每天都会跑到母亲办公的楼下，大声告诉她我放学了，然后跑去父亲的库房里，等 待他下班时与他一同回家。
父亲和母亲几乎是在定居临汾的同时，开始了他们在临汾长达二十多年的教会服事。当时的临汾教会还在三自体系之下。临汾的教会说来与父亲的家族渊源极深，连 一百年前教堂的重建都有这个家族的参与。那是用庚子事件的赔款修缮的一座堂，当年也是一座医院。医院的名字叫做“善胜”，取义于罗马书中的“以善胜恶”， 为的是纪念在义和团之难中为主坚忍的所有殉道者。爷爷的外公（姓桑）便是当年负责重建的本地信徒之一。四九年后，医院和教堂都被政府接收。善胜医院便是现 在的“临汾人民医院”的前身，教堂后来则被三自接管（这个教堂当年是市区中最醒目的、能够汇聚信徒的建筑，如今已经淹没于林立的商铺之中，连门面都看不见 了）。许多年中，临汾教会虽然气氛低沉，但对许多信徒而言，至少他们还拥有一个聚会的地方。由于世代在山西南部居住，临汾一带的信徒和传道人大半与爷爷、 父亲相熟。父亲和母亲作为本地信徒的后人，顺理成章地成为教会的一分子，并参与了教会的职事。因着在主内的忠诚和才能，他们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得到 了会众的认可。在教会日渐式微、状况百出的时候，真正能赢得信徒支持的，只有那些一心为教会着想的传道人。脱离三自，在临汾教会发生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时，我刚上小学二年，亲眼目睹了很多当时的情形。父亲和母亲没有向我详细讲解过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神学原理（即便讲了我也不会懂）。但现在我明白：他们不过 是为了给这个拥有一百年教会历史的中国城市找寻一个出路，而且他们找到了。原先临汾教会的信徒在千数以上，几乎全部跟随传道人离开。而现在，他们的人数翻 了十倍不止。上帝明明的与他们同在。
从三自教会成为家庭教会没几年，父亲和母亲便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休，以便全时间参与教会事工。全职服侍是他们再三祷告中获得的启示，神也坚固他们，帮助他 们扫除了很多障碍和后顾之忧。按照单位的章程，他们不够退休的年龄，神也一一开了奇妙的道路解决了问题。于是在我上初中的前夕，父亲和母亲开始了全职传道 人的生活。这一状态持续到如今。在这些年里，父亲母亲和舅舅杨旋，以及许多的本地同工和信徒一起努力，使教会的发展越来越具规模，礼拜越来越正式，传道人 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，真理教导越来越丰富。临汾教会的聚会地点数量众多。每个主日，临汾教会举行的大小型主日崇拜遍布全市。教会还在不同时期举办各种形式 的感恩会、弟兄会、青年聚会、主日学、夏令营和教会内部的神学培训等等。临汾教会还拥有了自己的教会乐团，每逢圣诞节便举行大型的布道会，使大批的人领受 了福音。就在不久前，全教会顶着巨大压力修建的大礼拜堂“金灯堂”也顺利落成。长久以来，本地基督徒不敢想像的教会复兴的画面，在上帝格外地怜悯和恩待 下，发生在临汾这块土地上。
父亲和母亲的服事果效日增，心理历程却非一帆风顺。让他们最为痛心的，恐怕就是他们的儿子。他们全职服事后，比从前兼顾单位和教会时更忙了，有时候忙起来 连续几天全家一起吃饭也不能保证。我也在上学，一家人生活的交集越来越少。随着我的长大，我跟父母亲可交谈的话题也慢慢减少。不过我并不为这些感到难过。 不但不难过，还有些窃喜。因为我已经养成了贪玩随兴、自由散漫的习性，我也早有了自己的喜好、自己的朋友，没有大人的管束让我玩的更加舒畅。到后来，我非 但不介意父母亲的忙碌，反而在心底盼望他们更加忙碌一些，好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。我甚至希望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去，等我玩够的时候他们再回来。 “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”，没有大人的引导，孩子多半会走上歧途。初二时我痴迷于电脑游戏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开始还去学校装装样子，后来连续近一个月翘 课。直到老师找到了父亲和母亲，他们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一塌糊涂。而且我一心抗拒学校，拒绝读书。休学在家后，我依然常趁他们不在家时溜出去玩耍， 彻夜不归。那段时间临汾教会遭遇了一次严重逼迫，父亲被迫出走。在离开临汾的路上他心情极其难过，教会的难处和儿子的困境叠在了一起。他忍不住流泪，在自 己心中祷告说：他一生教导了许多主的儿女，求主教导他这一个儿子。或许在父亲母亲看来，主没有那么快应允这样的祷告。我后来虽然回去读书，之后的六七年学 校生涯也一直马马虎虎，并没让他们获得什么安慰。其实不少时候，我对他们怀有恨意。恨他们是传道人，还想逼我也做传道人。这个职业没让我感到自己的家中有 温暖和幸福，反倒有不少血气和纷争。圣经的许诺和我的感受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，使我愈发反感冠冕堂皇的言论，也让我一度认定父亲和母亲的信仰出现了问 题。 由于从小受到家庭信仰的教育，我很早便接受了基督。但父亲和母亲热切地心志，注定了他们不会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简单的信徒。他们想要的，是让我彻底的 融入这个利未家庭。当他们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的时候，儿子似乎也成了附加的祭物。父亲和母亲略微缺乏的，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。以上帝的道教导他，以上帝 的爱爱他，使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和价值。但是他们没有。在同样的年龄阶段，他们比我更早懂事，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大人的生活。父亲和母亲下意识地认为我 也应该理所当然地理解他们，复杂的引导程序自然就免除了。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令我十分不满，虽然年幼的我不懂得表达，却会以逃避和玩乐间接地回击他们。然 而我已经重生，对传道人的荣耀也有隐约的感受。在父亲和母亲一贯的主张和教育下，我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想法前行。当我年龄渐长，在惯性中将传道人当作自己 的职业时，内心中的尴尬开始清晰地显露。我不但没有十足的动力，反而有很多的情绪。试图成为传道人的我，心中却存着强烈的反感和抵触。尤其是当我回忆起种 种不良感受的时候，我无法坦然面对上帝。因为我的恼怒中有他的一份。如果不是他，父亲和母亲不会这样残缺，我的家庭不会这样怪癖，我自己也不会这样扭曲。
最后，上帝用了很长时间、很多方式来开启我的心，提升我的思想，使我能明白从前所不明白的事。在罪恶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能脱离痛苦。上帝想要的是承担，承担 人的痛苦。上帝的仆人奉差遣就是去承担别人的痛苦。替别人承担，意味着要摆上自己，甚至自己的家庭。所以主说：“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门徒；爱儿 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作我的门徒”。父亲和母亲并非不愿专心爱我，而是他们有更需要爱的对象——上帝的教会。 他们或许在自己的儿子和教会之间做的不够周全，因为那是难免的。他们或许有耐不住性子对儿子发脾气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也是蒙恩的罪人。他们或许没有完全的被 福音的力量释放，以致能自如地向自己的孩子表达爱意，但考虑到他们从心灵倍受摧残的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，又在中国这样艰险的环境中挣扎求存，他们的爱心本 身就受到了压迫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即便是为上帝小小地牺牲了一下他们的儿子，上帝也早就用他儿子耶稣替他们偿还了百倍（上帝才是真正牺牲自己儿子的那 位）。在上帝藉着他们所要成就的无与伦比的美事前，别说我没有损失什么，即便损失了，也是欢欢喜喜的损失。上帝让我看见，父亲和母亲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代传 道人。在我计较点滴得失时，他们从没有向他们的长辈要求关爱和公平，尽管他们是从更加艰苦的岁月中走来。他们尽力尊重前人、敬仰长辈。虽然父亲和母亲也有 他们的缺点，但他们这一代的中国传道人，已经为教会和他们的后代付上了代价。不论做的好坏，他们尽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在上帝面前，他们站立的住，并且快 乐的盼望神国的临到。他们的为人，也只有他们的主有资格做出评价，连我这儿子也不便。
当我回头看临汾教会的时候，我看着“他”十几年来一路长大。“他”好像是我的弟弟，和我一道在父亲和母亲的呵护下成长。这些年来“他”确实比我得到更多父 亲母亲的关怀，因为“他”我受到了冷落缺乏了照顾，以致有时我比他显得更落魄。我才发现其实自己是在嫉妒，如同大儿子嫉妒浪子一样。我虽然稍稍被父母忽 略，上帝却亲自做了我的父亲。因为上帝怜悯和记念他的仆人，要替他们做一些他们无暇去做的事，且做得比他们亲自去做还好。如今我比从前更加尊重父亲和母 亲，并且深深以他们为荣。凡爱主的，主的荣耀就在他们身上。“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”。
对华援助协会2009年11月17日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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